钱穆:用“温情与敬意”诠释历史
2019-11-20 12:42:05 来源:怡和散文网

  梁漱溟被称为“最后一个儒家”,钱穆则被称为“最后的国学大师”。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,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,很多人对他的印象,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。

 

  怎么找到我头上

 

 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,美国政府就发表了“中国问题白皮书”。作为反击,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“白皮书”的文章,除第一篇外,其余五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。

 

  在那篇着名的社论《丢掉幻想,准备斗争》中,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、傅斯年和钱穆,说他们是“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”所能控制的“极少数人”。

 

  被点名时,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。对于这次点名,他反应激烈。胡适、傅斯年和******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,一个追随******去了台湾。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,他既没有留学背景,也没有上过大学,抗战胜利后,他的“足迹不到京、沪、平、津,不在公立学校教书”,“单枪匹马,一介书生”,“怎么会找到我头上?”

 

 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大陆,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,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。

 

  1949年,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,开始向江南挺进,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,

 

 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,辅仁大学校长、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:“在北平解放的前夕,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,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,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,他们在等待光明,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,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,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。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,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。”

 

  在《师友杂忆》中钱穆提到,当年兄长钱基博劝他留下来,他问兄长:“君治古文辟,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,有无大度包容之象?”

 

  钱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泽东所写。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跟随袁吉六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,其白话文也被胡适赞为第一。这篇在常人看来气势恢宏的布告,被钱穆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,而不同的解读,也决定了各人命运的不同。

 

  钱穆离开之前,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,邀请他到香港任教,遭到拒绝。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,对方也无意离开。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,没有得到回复,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,杨也无意离开。

 

  一生为故国招魂

 

  鲁迅曾经这样告诫青年:多读外国书,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。

 

  在鲁迅看来,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,因为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“杀人”二字。

 

  在人人追求“进步”的激进年代,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“历史的垃圾桶”的豪迈中,为了更光明的明天,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,甚至残忍异常。

 

  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,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。

 

  钱穆自学成才,36岁发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“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。”

 

  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、中学老师,然后走向大学讲台。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。

 

 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,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,但读过他的作品后,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:“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,宜去大学中教历史。”

 

  1930年,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,钱穆进入燕京大学,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“M”楼改为“穆楼”。之后,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:“我想,他如到北大,则我即可不来,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。”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,与胡适并称“北胡南钱”。

 

  钱穆所处的年代,西学东来,势不可挡,儒家被认为是“弱国愚民”的根源,国学渐渐失宠。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。

 

  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: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,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,像得失心疯一样不停打转,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。

 

 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,而不同在于,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,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