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梦旦先生小传(1)
2019-11-21 14:08:43 来源:怡和散文网

民国十年的春末夏初,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。他说,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,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。他说:“北京大学固然重要,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。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。”

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,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他的谈话很诚恳,我很受感动。我对他说:“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。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,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。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。”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,看看里面的工作,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。

那年暑假期中,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,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,高先生每天他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,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。每天他家中送饭来,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,总是和他同吃午饭。我知道他和馆中的老辈张菊生先生、鲍咸昌先生、季拔可先生,对我的意思都很诚恳。但是我研究的结果,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。我很诚恳的辞谢了高先生。他问我意中有谁可任这事。我推荐王云五先生,并且介绍他和馆中各位老辈相见。他们会见了两次之后,我就回北京去了。

我走后,高先生就请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编译所去,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给他看,和他从前指示给我看一样。一个月之后,高先生就辞去了编译所所长,请王先生继他的任,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长,尽心尽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。

民国十九年,玉云五先生做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理。民国二十一年一月,商务印书馆的闸北各厂都被日本军队烧毁了。兵祸稍定,王先生决心要做恢复的工作。高先生和张菊生先生本来都已退休了,当那危急的时期,他们每天都到馆中来襄助王先生办事。两年之中,王先生苦心硬干,就做到了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绩。

我特记载这个故事,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谈。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,又是我的朋友,我推荐他自代,这并不足奇怪。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,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,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: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,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。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多业求付托人的苦心,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。这是值得大书深刻,留给世人思念的。

高梦旦先生,福建长乐县人,原名凤谦,晚年只用他的表字“梦旦”为名。“梦旦”是在梦梦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,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。他早年自号“崇有”,取晋人裴1《崇有论》之旨,也最可以表现他一生崇尚实事痛恨清谈的精神。

因为他期望光明,所以他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。因为他崇尚实事,所以他不梦想那光明可以立刻来临,他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,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。最要紧的条件只是人人尽他的一点一滴的责任,贡献他一分一秒的光明。高梦旦先生晚年发表了几件改革的建议,标题引一个朋友的一句话:“都是小问题,并且不难办到。”这句引语最能写出他的志趣。他一生做的事,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,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,三十年提倡简笔字,提倡电报的改革,提倡度量衡的改革,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。他的赏识我,也是因为我一生只提出一两个小问题,锲而不舍的做去,不敢好高务远,不敢轻谈根本改革,够得上做他的一个小同志。

高先生的做人,最慈祥,最热心,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。在他的大家庭里,他的儿子、女儿都说:“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,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。”他的侄儿、侄女们都说,“十一叔是圣人。”这个圣人不是圣庙里陪吃冷猪肉的圣人,是一个处处能体谅人,能了解人,能帮助人,能热烈的、爱人的、新时代的圣火。他爱朋友,爱社会,爱国家,爱世界。他爱真理,崇拜自由,信仰科学。因为他信仰科学,所以他痛恨玄谈,痛恨中医。因为他爱国家社会,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。他爱敬张菊生先生,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。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,就如同他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。

他的最可爱之处,是因为他最能忘了自己。他没有利心,没有名心,没有胜心。人都说他冲澹,其实他是浓挚热烈。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,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,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,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。因为浓挚热烈,所以冲澹的好象没有自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