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翰·托兰

　　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客观公正的历史书，要想深入了解一段历史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不同立场、不同观点的史书，自己加以综合与分辨。拿抗日战争史来 说，不但日本人与盟国写的历史不同，海峡两岸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也存在分歧。历史的真相是不能还原的，但我们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分析逼向最接近真相的那个故 事。

　　《日本帝国的衰亡》提供了同一故事另一个版本的叙述，它的作者是美国人约翰·托兰(JohnToland)，1971年他因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。

        托兰写这本书有一大优势，他横跨东西文化。他多年生活在日本，妻子是日本人，对这本书的研究亦有贡献。

　　托兰在这本书里试图回答西方人普遍的疑问：日本人到底是些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发动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？

　　托兰认为，日本人没有黑白分明的观念，“西方的逻辑像个手提箱，明确而有限度。东方的逻辑则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，可大可小，随机应变。不需要时，还可以叠起来装进口袋里。

　　虽然在西方人看来，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体，而日本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。对日本人来说，没有矛盾的人不配受尊敬；那样的人头脑简单。一个人的矛盾越多，他就越深奥；自我斗争越尖锐，他的生活便越丰富。

　　托兰总结道：“日本人信教，但没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。他们真诚，但没有罪恶的概念；有同情心，却没有多少人性；有家族，但没有社会。”日本人把哲学兽化，又把兽性哲学化，所以才制造出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

　　尽管我不能完全赞同本书的观点，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部关于二战的最好的历史书之一。托兰有良好的大局观和能够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，另外他对细节的把握和描绘能力又是超群的。这一切都奠定了这部史书的地位。30多年来，无人能够撼动。这本著作大气磅礴，完全是一代国史的规模与气魄。托兰又特别善于捕捉细节，例如，刺杀完首相的军人会对相府的仆人们鞠上一躬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搅了。”

　　读罢这本书，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，那就是日本军人是世界上最强硬与固执的人，他们除了武力什么都不相信。以忠于天皇的名义，在二战前夕，军人们经常“下犯上”，任意刺杀文官官员，并且能够得到轻判和国民的谅解。最突出的例子是，从1944年到1945年，日本的海军事实上已经完蛋，盟军可以随意轰炸日本的任意一个目标。即使这样，日本军方仍旧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，仍旧断然拒绝政府投降。托兰有历史学家的如椽大笔，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垂死挣扎的日本，并且分析出最终头像的原因：除了原子弹的打击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天皇史无前例地介入政治决策，他坚持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。关于天皇在日本政治和这场战争中的角色，这本书也有独到的见解。

　　本书的结尾，写日本投降之后，有个满面皱纹的日本樵夫，从广场上走过。他先朝麦克阿瑟的军旗鞠了一躬，又转身朝日本皇宫鞠了一躬。旁边的美国人不理解他这么做的意思。然而，看到的日本人却非常理解他。因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：既毫无保留地尊重当前“将军”的权力，同时也尊敬大街另一侧的永恒的存在。

　　圣贤教导我们，要爱你的邻居。但我等是凡人，如果做不到爱邻如己，那么至少应该多了解他们吧，因为历史不会轻易地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