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梁晓声先生已推出了数十部长中篇小说与影视剧，累计700余万字。他希望自己是真善美的张扬者、讴歌者。他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种冲动，都有这种升华自己灵魂的愿望。身为“出生就挨饿，上学就停课，毕业就下乡”的那一代人，梁晓声的人生经历是很坎坷的———当过知青、做过农工、扛过麻袋上跳板、还去深山老林中伐过木。“我和我的同学，都是好人，在生活的重压下，谁也没有走上歧途。相反，忍辱负重地在社会上极力去寻找适合自己生存、既不愧对于父老乡亲又不愧对于妻子儿女的事去做。”
　　因此，在梁晓声创作的众多作品中，知青文学占相当比例。他以他的同学们、同龄人为原型，为他们———不平凡的一代人，一代知青，树立了一块人们难以忘却的碑石：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雪城》、《年轮》……他的知青小说倾注着真诚，整个看起来有非常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、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，还有英雄主义。“那个时候假如没有这些，我所反映的生活就没有什么。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们那一代人在那个年月、那个阶段的真实。”梁晓声还写过一批亲情小说，如《父亲》、《母亲》、《表弟》、《黑钮扣》、《白发卡》等，这些作品都是作家自己直接成为小说的主人公。
　　梁晓声十分关注社会。他说：“作家用道德的尺度看待社会。我的一些作品是把自己心里最温馨的那部分写出来献给读者。”《浮城》小说的主要宗旨，就是他瞪大眼睛逼近自己和同胞的心灵，他希望能证实自己心里那些肮脏的龌龊的甚至丑恶邪恶的东西。
　　而《溃疡》等一批社会问题小说，则集中表现作家的文学使命。“作家本身就应该和一般人不一样，应少有政治家、经济学家那么多的理性，而保持更多的情感。理性所证明的是一个逻辑，情感证明的则是良知。我也对此进行过反思，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经济学家，社会问题不可能依靠文学去扭转，作家无论怎样关注社会和政治现实，也只能是关注而已，不可能跃身其中。但有一点作家最应该做、最应该做好的，就是关注人物的心灵，展现内心世界，重新呼唤起真善美。 ”
　　有评论家写文章说梁晓声近年的文学创作似乎缺乏飞跃式的进步，写过“文革”题材，写过自己的成长史，有长中短篇、有散文随笔等等，可就是再没有轰动的作品问世，再没有作品被搬上屏幕。对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，梁晓声有自己的看法：“我不认为一部作品轰动了，就一定是最好的作品；也不见得一部作品好评多了、转载多了，就是自己最满意的。”
　　梁晓声是修身养性之人，他看到批判自己的文章，能不被其言论影响心情和左右风向。即使是攻击性的语言，也不会影响他的写作。他强调，作家必须以平常心对待外界的评论，把生活在别人的评头论足中视作一种正常的活法，就如运动员习惯赛场上那些合理与不合理的冲撞一样。人们对某些事情知道得越多，就会看得越深刻。文化史上，百家争鸣是常事。
　　对目前的写作状态，梁晓声亦有充分的认识。他觉得，中篇很容易驾驭；短篇需要精心创制，不是随意敷衍就能成篇的；长篇于他则是越来越吃力了。有时他也想和这个时代贴得更近一些，但感到有些力不从心。具体到刻画一个人物，如果是中年人或老年人，梁晓声觉得能够把握，而若是年轻人，则对他的心态不太好把握。他举自己的近作小说《红晕》为例，里面写到一个30多岁年轻的人，可这个年轻人是他所熟悉的年代的，和现在的时尚青年不太一样的。还有一部新作《黄卡》，“黄卡”是我国城市居民当年使用过的户口本，国人为了拥有“黄卡”，演绎过千般百种故事，小说写的就是“黄卡”的故事。梁晓声觉得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，更能够表达他对人生的感触。
　　小说的“轰动效应”已经失去，梁晓声是否认为将来还会像以前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读者？“我觉得毫无疑问地会渐渐多起来，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，读小说的人会多起来。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人类最好的习惯之一，它和看电视、卡拉OK、打麻将是不一样的。人的兴趣可以很多，但人类最终会凭自己的理性保持那些最好的习惯。”(明红)